2017年2月26日，Betvictor中文版教授鞠建東憑借論文“On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intra-temporal and intertemporal trades"獲得2016浦山世界經濟學優秀論文獎。
該論文是鞠建東與魏尚進教授及施康教授的合著，2014年1月曾發表在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浦山基金會理事長張斌認為此篇論文的“作者很有‘野心’，他們想打通國際貿易和資本流動”。
圖為浦山基金會名譽理事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常務副院長王洛林為獲獎代表鞠建東和施康頒獎
為獎勵世界經濟、開放宏觀經濟學、國際金融、國際貿易、經濟發展與增長以及中國對外經濟關系方面具有原創性的優秀學術研究和政策研究，中國世界經濟學會發起了浦山世界經濟學優秀論文獎 (簡稱“浦山獎”) ，浦山教授夫人陳秀煐女士捐贈 10 萬元人民币作為啟動資金。浦山獎已被正式确認為教育部科技統計年報（人文社科類）非政府部門優秀成果，列為與“孫冶方經濟科學獎”等獎項同等重要的優秀學術成果獎。
以下是鞠建東教授的獲獎發言：
貿易結構與全球經濟“失衡”：關于跨期交易和當期交易的新理論
經常項目順差可以大約定義為出口減進口（淨出口），或者資本淨流出。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前的2007年，一些國家的經常項目順差，比如說中國，和一些國家的經常項目逆差，比如說美國，達到頂峰。2007年，中國的經常項目順差是GDP的14%， 而美國的經常項目逆差達到GDP的7%，這通常被稱之為為全球經濟“失衡”。因為，第一，大家覺得貿易“應該”基本平衡，第二，大家不理解為什麼是發展中的窮國借錢給發達的富國。
10年前，沒有什麼理論能解釋全球經濟“失衡”，勉強能說的就是有可能中國的人民币彙率低估。2008年的金融危機之後，有一些人，比如美聯儲主席伯南克把金融危機歸罪到全球經濟“失衡”，中國的所謂人民币低估更成為一個政治問題。但是，理論上，什麼原因造成全球經濟“失衡”？10年前，我們開始思考這個問題，直覺上，我們不認同人民币低估是全球經濟“失衡”的原因，希望尋找其他的解釋。一種解釋是由于中國的金融部門不發達，導緻投資人的回報低，所以資本外流。但有沒有其他解釋呢，尤其是，經常項目順差和貿易開放有沒有聯系？
上世紀80年代以來，全球貿易開放，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貿易開放迅猛發展。發展中國家的平均關稅水平從60%降到15%，貿易量對GDP之比從平均20%上升到40%。就中國來說，從1982年到2007年的25年中，2001年加入WTO之前，平均經常項目順差隻有76億美元，而加入WTO之後，迅速上升了20倍達到1560億美元。我們自然要問，中國加入WTO的貿易開放對經常項目順差有什麼影響？
從實際問題來看，貿易開放與作為淨出口（出口-進口）的經常項目順差是密切相連的。但是從國際經濟學理論來看，這兩個問題卻分屬兩個不同的領域：貿易開放屬于國際貿易理論，是國際微觀經濟學，經常項目順差屬于國際金融理論，是國際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對于經濟學家而言，猶如峽谷兩岸的兩座高山，遙遙相見，卻不想相通。國際貿易研究當期貿易(Intratemporal Trade)：用具有比較優勢的産品交換具有比較劣勢的産品，體現國際分工；而國際金融（國際宏觀經濟學）研究跨期資本流動(capital flow)：消費者通過跨期借貸（borrowing and lending，Intertemporal Trade) 平滑跨期消費，體現經常項目的動态變化。
研究貿易開放與經常項目平衡的關系，要求我們将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金融理論統一在一個框架下面。在經過了若幹年的的痛苦煎熬之後，一方面直覺上我們覺得應該将貿易開放與經常項目平衡相聯系，但是搭建國際微觀與宏觀的橋梁，對研究者而言風險太大，不過我們還是痛下決心，決定在理論上來做這件事情，這就是我們這篇文章的緣起。
怎麼來統一國際微觀和宏觀模型呢？我們将國際貿易最基本的Heckscher-Ohlin模型與國際宏觀最基本的經常項目平衡模型合并。合并在技術上的主要困難是一旦我們同時允許國際貿易和資本流動，會出現多重均衡，因為在理論上出口資本密集型的産品與直接出口資本是完全替代的：一個國家既可以多出口一些資本密集型的産品，而少流出一些資本；也可以少出口一些資本密集型的産品，而多流出一些資本。我們通過引入内生的貼現因子，創造性地解決了在動态H-O模型中的均衡不确定性問題。
我們的模型創新了經常項目理論。當一個經濟受到沖擊時，比如當一個國家勞動生産力提高, 那麼貿易結構的變化和資本流動都可以對這個沖擊做出反應。理論上，當沖擊發生時，這個國家在可以生産更多的勞動密集型産品，和流出更多的資本之間進行調節，前者是生産（貿易）結構的調整，後者是經常項目的變化，前者是當期的調整，後者是跨期的調整。哪一個起到更大的作用，取決于那哪一個調整更容易。
我們用勞動市場調節的難度，即勞動市場的彈性來衡量生産結構調整的難度。如果勞動市場是剛性的，生産結構就無法變化，這時一個國家對經濟沖擊的反應主要通過資本流動，或經常項目平衡的變化來反應；相反，這個國家則主要通過貿易結構的變化來反應。
怎麼理解全球經濟“失衡”呢？中國加入WTO之後，生産結構迅速向勞動密集型的出口部門傾斜，大量生産更多勞動密集型産品，導緻國内相對投資需求不足，這就導緻資本流出，反應在經常項目上就是順差。因此，我們發現全球不平衡是貿易自由化的一個結果，而不是彙率低估的結果。
為了解釋全球經濟失衡，我們意外地将生産結構、貿易結構的變化和資本流動聯系起來，不得不将國際微觀與宏觀模型統一起來，這兩個方面，都幸運地成為最近幾年學術研究的熱點問題。
最後，将宏觀問題與微觀問題統一起來是一個痛苦的曆程。我們減輕痛苦的方法是團隊合作。我們三個人各自擅長于國際微觀理論、宏觀理論、實證分析與數值計算。團結在一起，我們終于能夠研究微觀與宏觀的理論、實證于數值計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