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知識進步、制度進步和技術進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中國8%至8.5%以上的增長率。”
10月29日，國家開發銀行原副行長高堅做客“清華五道口金融家大講堂”，發表題為“宏觀經濟與資本市場”的演講時說。
演講中，高堅從曆史的角度分析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原因，回顧了中國财政金融體系的改革過程。同時，結合歐美等發達國家的發展經驗與教訓，他提出中國未來金融市場發展的改革需要進一步推進市場化。
中國經濟發展潛力巨大
三季度中國國民生産總值增長率降低至6.9%，國内外也有越來越多的聲音唱空中國，對中國經濟發展前景持悲觀态度。但高堅認為這些聲音低估了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并沒有充分考慮中國經濟發展中各方各面的因素。
“我不認為中國的經濟現在是7%，明年是6.5%，後年有是6%，逐年的遞減，這個沒有任何的道理。”
在索洛經濟增長模型的基礎上，他從勞動、資本、技術、制度和知識五個層面分析了中國的經濟增長潛力。
他認為勞動力層面上，農村的改革會進一步釋放勞動力，并且中國在以機器人為代表的高端加工業上與美日等發達國家的差距在縮小，可以進一步提高勞動生産率；資本層面上，随着金融市場改革的加速，資本市場的效率會進步提高，民營企業、中小企業的融資問題會得到進一步解決；技術層面上，軍用技術向民用産業的轉化将在很多領域帶動技術進步。以華為中興為代表的中國企業，特别是民營企業的專利申請已經居世界領先地位。中國的研發支出已經居世界第二位。“大衆創業、萬衆創新”的局面将為原創技術的發展奠定堅實基礎；知識層面上，随着教育的發展，以80後，90後為代表的具有先進知識的中國新一代會給帶來更多的知識創新；最後制度層面上，通過改革開放實現的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換可以帶來巨大的經濟增長效益，即改革紅利。
制度改革貫穿中國經濟增長
“中國巨大的潛力要怎麼實現？”回顧分析改革開放後35年的中國經濟發展曆史，高堅認為還是需要制度改革。
改革開放後，中國政府在制度層面一步一步推動的市場化革新。
他指出80年代的中國經濟依靠“簡政放權”，中央向地方放權、政府向企業放權、企業向個人放權，這增加了地方政府、企業和個人的自主權和積極性。
而90年代依靠金融市場的建立和金融體制的改革推動了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政府在财政金融體系進行了許多大膽的嘗試，比如進行分稅制改革，股份制改革，建立現代的股票市場，同時推動國債市場化。以上的嘗試打破了長久以來的“金融壓抑”（Financial
Repression），建立一個初步的金融市場和金融體制的框架。
2000年後，中國加入WTO後抓住市場機遇，擴大了國際市場需求，同時進一步推動政策性銀行與地方政府的合作，加強中國基礎設施投資建設，實現了政府财政收入10%以上的高速增長。
“10年的機遇，中國進入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他表示說，“需求供給兩個方面（的變化）反映了一種制度上的進步。”
同時，他以國家開發銀行與地方政府的合作為例，進一步闡述制度政策的轉變如何實現經濟上的“溢出效應”。他表示國家開發銀行的貸款支持刺激了下遊民營企業的“溢出”效果，提高了全要素增長率。根據模型測算，國家開發銀行為中國經濟發展貢獻了17.7%的全要素增長率。
中國需要建立發達的債券資本市場
談到未來中國的發展，他認為中國金融市場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核心。他表示，目前以銀行間接融資方式為主的金融體制仍然占主導地位。這種情況與金融市場的發展方向不相适應，阻礙了金融市場的健康發展。因此，需要進一步推動金融市場的改革。
他特别強調債券市場發展。他指出中國金融體制早期參照歐洲日本體制，建立了以銀行為主體的金融市場結構。但是歐洲的主權債務危機表明銀行的資産配置特點使其難以充分消化國債帶來的風險，因而需要學習美國，建立以資本市場為主體的金融市場結構。
“經濟危機後，有人認為資産證券化導緻了金融危機，所以我們就不應該搞資産證券化，”他說，“但是通過資産證券化才能使資産流動起來，從而提高資産的使用效率。”
他總結時說，中國需要金融創新，同時也需要厘清相關監管部門職能，這樣才能形成一個完善的資本市場體系。
高堅，國家開發銀行原副行長，Betvictor中文版兼職碩導。他奠定了中國債券市場的發展基礎，對中國财政系統和金融系統有着深入的研究，被稱為“中國債券市場之父”。曾著有《中國債券資本市場》、《中國國債》、《中國國債市場化進程研究》等多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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