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格蘭瑟姆研究所可持續金融實踐教授尼克·羅賓斯(Nick Robins)與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經濟學教授、可持續金融研究中心創始主任烏裡希·沃爾茲(Ulrich Volz)共同做客第十五期“清華五道口綠色金融講座”。本次講座由Betvictor中文版國家金融研究院綠色金融研究中心(CGFR)副主任孫天印主持，線上舉辦、全網直播。

尼克·羅賓斯和烏裡希·沃爾茲圍繞“處于系統性風險、淨零和生态目标等多重壓力下的可持續中央銀行的實現(Sustainable Central Banking at a Crossroads: System Risks, Net-zero and Nature)”這一主題，介紹了中央銀行和監管機構關注氣候變化因素的重要原因，分析了中央銀行和監管機構實現“淨零”排放的路徑，并就中央銀行和監管機構如何應對生物多樣性喪失可能導緻的金融風險給出了建議。

圖為 Ulrich Volz(左)、Nick Robins(右)

可持續的中央銀行

為什麼中央銀行和監管機構需要關注氣候變化？

1. 維護金融穩定

氣候變化及其引發的氣候風險将成為維護經濟金融穩定的重要挑戰，并且可能是引發下一次經濟金融危機的“綠天鵝(green swan)”事件。

烏裡希·沃爾茲指出，氣候變化相關的風險是一種多路徑傳導的複合型風險，會對經濟金融穩定造成很大威脅。

全球央行與監管機構綠色金融網絡(NGFS)的報告認為，氣候相關風險會導緻金融風險，并根據氣候變化影響金融穩定的傳導路徑，将與氣候變化相關的風險分為物理風險和轉型風險。

物理風險(physical risk)是指由于氣候變化影響導緻的更劇烈頻繁的氣候或環境事件帶來實物及潛在經濟損失的風險。轉型風險(transition risk)是指為應對氣候變化，在向低碳經濟轉型過程中，因政策變化、技術變革等原因造成的對經濟增長、産業結構和企業信用的沖擊傳導至金融體系，從而産生的金融和信譽風險。

此外，通過風險傳導路徑，物理風險和轉型風險都可能産生信用風險、市場風險、承保風險、經營風險和流動性風險等傳統金融風險(financial risk)。

2. 維持貨币穩定

烏裡希·沃爾茲指出，氣候變化可能會影響中央銀行維持價格穩定、貨币穩定的能力。

首先，氣候變化會對需求和供給産生影響。極端天氣事件主要帶來供給沖擊，影響價格提升和産量降低，從而使中央銀行在穩定通脹和維持經濟活動之間陷入兩難。同時，極端天氣事件還會對需求産生連鎖反應，在供給沖擊的基礎上帶來需求沖擊，從而使中央銀行更難确定影響經濟的長期沖擊類型。

其次，氣候政策影響貨币政策的制定。應對物理風險的氣候變化适應政策和支持向低碳經濟轉型的氣候變化減緩政策，可能會對經濟和金融活動、相對價格和通貨膨脹、産出增長和生産率産生重大影響，從而影響貨币政策。

第三，氣候變化相關的不同沖擊因素可能會導緻中央銀行面臨金融損失和違約風險。氣候變化風險可能會增加中央銀行資産負債表上資産的風險，進而導緻金融損失。同時，氣候變化風險會影響交易對手、發行人和其他債務人的償債能力，進而轉化為更高的信用風險。

3. 擴大綠色投融資規模

烏裡希·沃爾茲表示，中央銀行可以将環境、氣候和社會相關風險納入金融政策中，同時也可以利用金融政策框架擴大可持續投資規模，實現金融體系的綠色化。具體而言：

首先，通過可持續金融政策激勵更多的可持續投融資，即金融機構将可持續性因素貫穿其業務戰略、風險管理和治理實踐；促使金融機構為可持續經濟活動調動更多的資本和投資。

再次，通過可持續金融政策幹預信貸的分配。為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标，需要将原本投向碳密集型和對環境和社會無益的資金轉向可持續投資。可持續金融政策有助于擴大可持續資金流動，支持經濟向可持續增長轉變。

第三，通過政府幹預應對氣候變化市場失靈。環境惡化、生物多樣性喪失和氣候變化是資源和信貸在環境不可持續和社會非最優資源配置的體現。在沒有政府幹預的情況下，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可能會将其資源分配給對環境和社會不利的活動，以獲得短期私人回報最大化。因此，中央銀行需要通過可持續的金融政策對市場進行幹預，為氣候變化相關風險合理定價，引導資金流向可持續領域。

4. 全球多數央行表示支持經濟可持續發展是中央銀行的職責

烏裡希·沃爾茲表示，通過分析國際貨币基金組織央行立法數據庫中135家中央銀行的職責範圍發現，70家中央銀行具有直接或者間接的支持可持續發展的職責，其中，有16家中央銀行明确表明具有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标的職責，剩餘54家央行具有支持政府的政策目标的職責。

“淨零”中央銀行

聯合國為在未來30年内實現《巴黎協定》的目标設定了硬性的金融願景。《聯合國氣候行動路徑(UN's Climate Action Pathway for Finance)》中明确，“到2050年，我們應該看到為确保全球升溫被控制在1.5攝氏度以内，金融市場和實體經濟已經重塑調整為契合可持續和更有韌性的零碳未來的模式”。

目前，世界上已有140多個國家宣布了“淨零”排放的目标，覆蓋了全球90%的排放量。在金融行業中，來自45個國家、資産價值達130萬億美元的450家銀行、機構投資者等金融機構提出了在2050年前實現淨零排放的承諾。

尼克·羅賓斯表示，監管機構作為金融體系的守護者，将在實現“淨零”目标的進程中發揮關鍵作用。未來10年，向“淨零”中央銀行(Net Zero Central Banking)轉型必将是全球金融體系的重要發展方向。

為什麼要實現“淨零”中央銀行？

尼克·羅賓斯指出，建立“淨零”金融體系對中央銀行和監管機構具有雙重戰略意義：

一是維護金融穩定。實現金融體系的“淨零”目标是将氣候變化對金融體系和宏觀經濟穩定造成的風險降至最低的最佳方式。

中央銀行和監管機構盡其所能确保金融體系的行動契合将升溫限制在1.5攝氏度以内的目标，應成為它們實現貨币和金融穩定目标的重要手段。制定明确的“零碳”戰略将大幅提高實現有序轉型的可能性，從而最大限度地減小擱淺資産的規模，增強市場的穩定性。

二是保持政策一緻。中央銀行和監管機構需要确保其行動方案與本國政府的“零碳”政策目标相一緻。

當前世界上絕大多數經濟體都推出了“零碳”政策目标，中央銀行要确保其活動符合政府的政策目标，并且支持和助力政府實現實體經濟的低碳和“零碳”轉型。

中央銀行和監管機構如何實現“淨零”排放？

尼克·羅賓斯指出，中央銀行和監管機構可以在以下七個方面優先采取行動：

1. 戰略 中央銀行和監管機構應當制定具有長期預期和近期行動的“零碳”路線圖。同時，保持與政策制定者的密切聯系與合作，并就關于金融體系促進轉型的具體措施等問題向政府提供獨立建議。

2. 審慎監管 審慎監管機構需要在微觀和宏觀層面将“淨零”作為其實踐的核心要素，使監管期望和審慎工具契合“零碳”目标。同時，要求所有受監管的金融機構制定和披露“零碳”轉型計劃，并評估與“零碳”目标不一緻的轉型風險。

3. 情景與壓力測試 中央銀行和監管機構應引入年度氣候風險壓力測試，保證壓力測試和所應用的氣候情景與全球升溫限制在1.5攝氏度目标的“零碳”路徑一緻。同時，長期情景應與短期情景(2025年、2030年)相互補充。

4. 貨币政策 中央銀行要始終将氣候變化納入貨币框架和模型，以充分考慮氣候變化對宏觀經濟産出的影響。此外，中央銀行要始終将“零碳”目标納入政策框架和貨币工具，包括抵押品、再融資和資産購買管理。

5. 投資組合管理 中央銀行應制定負責任的投資政策，在自身投資組合的構建中把“零碳”目标以及實施“契合零碳目标的操作計劃(plan for operational alignment with net zero)”考慮在内，以使中央銀行與其他資産所有者的行動保持一緻。

6. 公正轉型 中央銀行應該考慮實現“淨零”對就業和民生的影響，識别轉型過程影響集中的行業部門和區域；同時，使用審慎的貨币政策，支持有風險的部門和地區實現從高碳到“零碳”的過渡。

7. 國際合作 中央銀行應把“零碳”目标納入主要的國際金融和監管框架，以及國際貨币基金組織(IMF)、金融穩定委員會(FSB)、國際清算銀行(BIS)、國際保險監督員協會(IAIS)、國際證監會組織(IOSCO)、全球央行與監管機構綠色金融網絡(NGFS)等具有系統性協調功能的國際機構的政策制定和運作過程中。合作和分享“淨零”行動的最佳實踐也是中央銀行實現“淨零”的重要手段。

自然與生物多樣性

尼克·羅賓斯介紹，《央行、監管機構與生物多樣性：應對生物多樣性喪失和系統性金融風險的行動議程(Central banking and supervision in the biosphere: An agenda for action on biodiversity loss, financial risk and system stability)》報告（以下簡稱“報告”）的研究結果表明，生物多樣性喪失可能對經濟發展和金融穩定構成重大威脅，中央銀行和監管機構必須采取行動，以應對與自然和生物多樣性相關的風險。

生物多樣性喪失如何威脅經濟發展和金融穩定？

尼克·羅賓斯表示，目前占全球GDP一半的行業直接（農業、林業和漁業等）或間接（制藥業等）依賴于生物多樣性。從生物多樣性對經濟活動的影響來看，在生物多樣性喪失的背景下，這些行業會遭到嚴重影響。

‍從金融穩定角度來看，由于大量資金投入到與生物多樣性相關的産業，生物多樣性喪失對經濟的影響必然會波及到金融穩定性。這些受影響的行業，其投資價值‍‍可能會因生物多樣性的喪失而變低。‍‍相關的貸款也會由于生物多樣性喪失而變成壞賬。

此外，生物多樣性喪失對經濟與金融的影響是非線性的。如果生物多樣性喪失達到某個臨界點，對經濟及金融穩定性的影響将會出現迅速的、非線性的上升。

尼克·羅賓斯指出，與生物多樣性喪失相關的風險主要包括物理風險和轉型風險兩種類型。

物理風險源于經濟活動和金融資産對生物多樣性和環境提供的生态系統服務的依賴。轉型風險則源于經濟和金融活動的發展路徑、戰略與旨在快速減少或扭轉環境破壞之間的不匹配、不協調。向這些活動提供貸款、投資和保險的金融機構将面臨生物多樣性喪失相關的物理風險和轉型風險。

另外，與生物多樣性喪失相關的風險和與氣候變化相關的風險在很多方面存在交集，進而形成複合型的系統性風險。因此，應對與氣候和生物多樣性喪失相關的風險需要綜合的解決方案。

中央銀行和監管機構應采取哪些行動？

尼克·羅賓斯表示，報告對中央銀行和監管機構提出了5項建議：

第一，中央銀行和監管機構應認識到生物多樣性喪失是經濟和金融風險的潛在來源，并制定相應對策。

金融監管機構應該将生物多樣性因素納入綠色金融和環境風險管理戰略，并采取綜合性的分析方法，充分考慮促進生物多樣性保護與應對氣候變化的協同效應，以及生物多樣性喪失對金融和價格穩定的影響。同時，從金融角度出發，積極參與政府和其他利益相關者有關生物多樣性喪失和保護的讨論和對話交流活動。

第二，中央銀行和監管機構應建立和提升分析和解決生物多樣性相關風險的方法和能力。

這些能力應該覆蓋中央銀行、監管部門、市場參與者和其他利益相關者的需求。開展國際合作、設立培訓項目并參與進一步研究，以加深對評估生物多樣性喪失相關風險的建模方法、可靠數據和指标體系的了解。

第三，中央銀行和監管機構應評估金融系統對生物多樣性喪失所導緻的風險敞口。

例如，評估金融活動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以及金融體系對生物多樣性的依賴度；開展生物多樣性相關風險的情景分析和壓力測試；以及建立一套測度生物多樣性和相關風險的指标體系。

第四，中央銀行和監管機構應探索将生物多樣性風險納入監管體系的可能性。

監管部門應該引導金融機構管理好與生物多樣性相關的風險，盡量減少投資活動對生态系統的負面影響。針對銀行、保險公司和投資基金等金融機構在公司治理、風險管理（包括風險評估和情景分析）、戰略目标、信息披露和金融産品方面的實踐和監管要求，監管部門可以重新評估現有的監管框架，并提出針對性的監管預期與評估方案。

第五，中央銀行和監管機構應通過具有激勵性的金融政策和更完善的基礎設施來調動更多社會資本參與保護生物多樣性的投資。

具體措施包括将具有保護生物多樣性屬性的項目納入綠色金融目錄；鼓勵實施涵蓋生物多樣性的ESG評級；在設計貨币政策支持工具時将支持生物多樣性和自然保護的因素納入考慮；以及将生物多樣性保護作為關鍵考慮因素，納入中央銀行的投資組合策略中。

最後，尼克·羅賓斯建議，金融機構、中央銀行以及監管機構應該建立專業的工作小組，将相關自然風險納入風險評估中去。同時，以科學為基礎，補足缺失數據，根據現有情況預測未來，積極思考如何應對關于生物多樣性喪失和自然方面的風險。

（以上觀點根據講座實錄翻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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