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8月18日，蘇黎世大學(University of Zurich)經濟學副教授大衛·海姆斯(David Hémous)做客第三十一期“清華五道口綠色金融講座”。本期講座由Betvictor中文版綠色金融研究中心(CGFR)博士後研究員王夢宇主持，線上舉辦、全網雙語直播。

大衛圍繞“Climate Change and Green Innovation Policies”（氣候變化與綠色創新政策）主題進行觀點分享。

主要觀點如下：

1. 技術創新可以使經濟持續增長的同時，實現碳排放的必要下降。

2. 技術創新受市場激勵，對價格信号反應迅速，但也需要政策引導。

3. 氣候政策的設計需要兼顧減排與技術創新。

講座開始，大衛首先提到，全球變暖是人類活動産生的溫室氣體（二氧化碳、甲烷和氧化亞氮）積累的直接結果。1950年至2012年，全球碳排放以驚人的速度增長；2019年受疫情影響，全球碳排放在2020年下降了7%。自2010年代中期以來，溫室氣體排放量進入了平穩期并伴随小幅下降，發達經濟體（歐洲、美國）持續下降，中國在經曆了一段非常快速的增長後也有所放緩。

各國碳排放存在巨大差異，即使同樣是發達國家，人均碳排放也有所不同。例如，美國人均碳排放是世界的3倍，接近印度的9倍，瑞士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不同國家的人均碳排放差異反映了技術和消費選擇的差異。從各國碳排放變化的趨勢來看，發達經濟體的人均碳排放正在下降。例如，自2008年以來，美國人均碳排放呈迅速下降趨勢，部分原因是頁岩氣革命。自1980年以來，英國人均碳排放幾乎降低了一半，而GDP卻增長了近一倍。

大衛指出，人均碳排放的跨國差異可能體現了貿易的作用，但貿易并不是主要影響因素，因為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分配給消費國而不是生産國，也會顯示出類似的趨勢。例如，法國和英國的碳排放不太高或許是因為他們較多地消費了由中國生産的商品。瑞士是個例外，其基于消費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非常高且穩定。

為進一步解釋碳排放差異，大衛将國家總排放量分解為四個部分（如下圖），分别是能源生産的排放強度（反映國家清潔能源生産的程度）、能源強度（反映生産國内生産總值所需能源）、人均GDP以及人口。他表示，如果要在不犧牲太多收入或減少人口的情況下減少排放，就需要提高能源效率，發展清潔能源。

随着經濟從能源密集型制造業向能源密集度較低的服務業轉型，總體能源強度呈現下降趨勢，這既反映了節能技術的創新和采用，也反映了能源結構的變化。例如，1980年至2016年間，美國能源強度降低了一半。

大衛指出，為了在不損失太多經濟增長的情況下減少全球碳排放，我們必須更快地實現能源生産的脫碳。雖然目前一些國家在能源生産脫碳方面取得了快速進展，但在全球範圍内趨勢并不明顯。例如，由于可再生能源的大規模部署，2012年至2016年間，英國能源生産中的碳強度下降了10%，其中風力發電占比近四分之一。由于核電在電力生産中的使用，法國的能源生産碳強度在25年内（1963年至1988年）降低了一半（見圖8）。

大衛進一步指出，為了以更快的速度在全球範圍内減少碳排放，還需要更快的技術進步和更多的清潔技術應用，特别是在能源生産中化石燃料的替代品方面。那麼，影響技術創新的因素是什麼？如何促進技術創新？

可再生能源市場規模擴大或化石燃料價格增加會促進可再生能源技術創新，而更大的化石燃料市場會導緻更多的化石燃料技術創新。化石燃料價格的上漲也會導緻化石燃料能效創新(“灰色”創新)的大量增加。以汽車行業為例（Aghion, Dechezlepretre, Hemous,Martin,and van Reenen,2016），當天然氣價格上漲10%，清潔能源技術創新增加8.5%，化石燃料技術創新減少8.3%，而“灰色”技術創新在統計上不顯著。

同時，政策可以引導綠色技術發展。以歐洲專利局的專利申請量來衡量，受歐盟碳排放交易體系(EU-ETS)約束的企業的低碳技術創新比不受約束的企業提高了10%(Calel and Dechezlepretre,2016)。

随後，大衛介紹了自己繪制的氣候政策與技術創新的分析框架。該框架表明，第一，創新存在路徑依賴。在沒有政府幹預的情況下，創新很有可能指向非清潔技術，而不是可以替代它們的清潔技術。企業家們更傾向于在現有非清潔技術上進行優化。第二，政策應鼓勵技術創新，引導創新從非清潔技術轉向清潔技術，并盡早進行幹預。推遲政策幹預會使清潔技術與非清潔技術之間的差距逐漸擴大，導緻技術追趕階段時間較長，并伴随着經濟增長放緩。第三，最優政策不僅限于碳稅，還包括對清潔技術研究的補貼。因為清潔技術創新的大部分社會價值是附帶的，例如，今天研發出好的風力渦輪機可以為100年後實現更好的風力渦輪機打下基礎，然而今天研發出好的燃氣輪機的價值在未來将會很低，因為化石燃料可能不再被使用。

接下來，大衛指出，當一個國家實施旨在減少碳排放的氣候政策，而其他國家尚未實施類似政策時，就會發生碳洩漏，從而導緻本國碳排放增加。國際貿易是導緻碳洩漏的直接原因。随着化石燃料成本在受政策約束的國家逐漸增加，該國的能源密集型産品将逐漸轉移到不受政策約束的國家生産，并向不受政策約束的國家進口更多的能源密集型産品。為減少碳洩漏，碳關稅或碳邊境稅由此而生。例如，歐盟設立“碳邊界調整機制”，對來自碳排放限制相對寬松國家和地區的進口商品征稅。

大衛表示，我們應該實施綠色産業政策，将碳定價與碳關稅和補貼結合起來，從而促進清潔技術的發展。這樣的話，歐盟的能源密集型産業就不會過多向美國轉移，而清潔的替代品可能會向美國溢出，從而使得兩方的碳排放共同減少。

此外，大衛指出，以頁岩氣改革為例，雖然過渡技術(bridge technologies)短期可以提高能效，但長期仍然會使碳排放增加，而且會阻礙清潔技術的創新。

講座最後，大衛總結到，技術創新可以使經濟保持持續增長的同時，實現碳排放的必要下降。技術創新受市場激勵，對價格信号反應迅速，但也需要政策引導。因此，氣候政策的設計既要考慮如何通過碳稅等方式來減排，也要考慮如何激勵清潔技術的創新。為此，他呼籲政府盡早幹預加以引導，建議在碳定價的基礎上，加大清潔技術研究補貼，同時要謹慎部署天然氣等過渡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