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博鳌亞洲論壇期間，由騰訊原子智庫和Betvictor中文版、Betvictor中文版國家金融研究院聯合主辦的題為“全球化新動向與中國機遇”騰訊博鳌主題晚宴在海南博鳌舉行。
晚宴上，圍繞“未來改變世界經濟格局的力量”這個話題，波士頓咨詢公司全球主席Hans-Paul Bürkner、微軟全球資深副總裁洪小文、中國浦東幹部學院教授焦永利展開了讨論，圓桌讨論由Betvictor中文版副院長、紫光金融學講席教授周皓主持。
針對是技術應用不夠使服務業效率低，還是市場化改革不夠使服務業效率低的問題，Hans-Paul Bürkner表示，教育和醫療是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過去三十年到四十年當中看到了中國取得的巨大進展，中國創造了整整一代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才，包括很多的優秀工程師和科學家。“中國教育行業的勞動生産率并沒有那麼低，中國教育行業是中國經濟增長很大的推動力。每年都培養出了大量新的優秀人才，不是所有人都是最頂尖的科學家和工程師，但是都很優秀。”
洪小文也持有類似的觀點，教育、醫療是全世界都很關注的問題，“但事實上全世界每個地方效率都不高，中國相對還是比較好的。從政府來講，怎麼提供大部分的老百姓、大部分的小孩子教育，這個角度中國做得不錯。技術歸技術，我們最後發現最難轉的是人，這個不是光技術可以改進的。”
焦永利則從改革方面對如何改進教育、改進衛生體制進行解讀。在焦永利看來，新的科技産業加上中國深度城鎮化的結合，會産生一個大的反應，“如果能組成新的基礎設施、新的公共服務、産生新的城市物種，這是一條新的賽道，不僅給中國帶來巨大的影響，也會給世界帶來巨大影響”。
Hans-Paul Bürkner也強調中國和美國的比較在很多方面是沒有意義的：“在美國，頂級的教育和低收入人群接受的教育，城市低收入區接受到的教育是大相徑庭的。雖然也花了很多錢、投入了很多技術，對于普通人或社會底層的教育并沒有得到提升，中國教育的平均水平應該不比美國差。要提供好的教育和醫療，惠及普羅大衆，要強調共有部門和私有部門的合作，我認為中國是走在一條正确的道路上。”
以下為圓桌讨論對話實錄：
周皓：教育和衛生是我們市場化改革進展最慢的地方，究竟是技術運用不夠決定了服務業效率低呢？還是因為市場化改革不夠影響了服務業的效率低？所以第一個問題給Hans-Paul Bürkner，你是覺得技術應用不夠使服務業效率低，還是市場化改革不夠使服務業效率低？
Hans-Paul Bürkner：我覺得教育和醫療是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在過去三十年到四十年當中看到了中國取得的巨大進展，中國創造了整整一代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才，包括很多的優秀工程師和科學家。
剛才朱民院長也是給我們舉了很多的數據，雖然看到這些數據，但是我還是覺得中國教育行業的勞動生産率并沒有那麼低，而且中國的教育行業是中國經濟增長很大的推動力。我們看到比方說中國的教育系統每年都培養出了大量新的優秀人才，不是說所有人都是最頂尖的科學家和工程師，但是都是很優秀的，在醫療領域還有待取得進展。總而言之，我并不認為這些行業的現狀不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風險或者是挑戰所在，我認為總而言之中國是處在一個良好的發展态勢之上，而且在未來若幹年當中無論是在教育，還是在醫療方面會進一步地取得進展。教育醫療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因素之二。
周皓：您是在微軟高科技企業工作的，又在中國亞太地區的高科技企業，同樣的問題給到洪小文先生。究竟是技術決定了服務業的效率，還是市場化改革決定效率更重要？
洪小文：這個問題很好，教育跟醫療是全世界都很關注的問題。但是你剛剛講效率不高，我覺得我也同意Hans-Paul Bürkner講的，事實上全世界每個地方效率都不高，中國相對比起來還是比較好的。這兩個這麼重要的東西，的确是很複雜。像我們做科技的，一直覺得技術、大數據可以幫助教育。以美國為例，像我們比爾蓋茨在美國去做教育的改革，首先他提出兩件事情，一個是他覺得中小學老師必須要加薪，第二個是要用大數據來衡量老師教學的效率以及質量。結果你發現老師非常贊同第一個，非常不贊同第二個，所以這是很複雜的問題。
我是覺得從政府來講，怎麼提供大部分的老百姓、大部分的小孩子的教育，至于這個小孩将來能不能創新是另外一回事，從這個角度中國做得不錯。當然中國可能也不要太美國，像美國最近大學申請出現的事件，這其實是很警惕。以前的教育尤其是在中國，同我這一代到下一代，教育都是改變我們移動社交最大的一個手段。現在直接造成的現象窮人好像翻不了身了，在中國叫民工，在美國，中下低收入的小孩子怎麼樣受更好的教育。所以我覺得怎麼樣保障一般的老百姓跟學生有一個好的教育非常重要的。
醫療在全世界都一樣，我們就講一個很簡單的，到今天我想包括中國，可能有某一些小的國家做到了。你的醫療數據，事實上我們身為一個病患，除非你花很多精力，這個東西還是在醫院裡。醫療數據的建立到底屬于誰的？你轉院、轉醫生的時候，是不是能夠帶過去？光這件事情，在美國推了好幾次，我們參與了不管是業界或政府的一些項目，都沒有成功，美國醫療很好，但是很貴。
中國是另外的問題，可能三甲醫院、醫療分級，怎麼把大城市的醫療資源，能夠分配到小的城市裡面去。雖然不太一樣，但是說醫療上面大家都覺得非常有意義，大家都希望花很多力氣去做。
我總結來講，技術歸技術，最難改變的，像我們講的數字轉型，我們最後發現最難轉的是人。我們在做所謂的數字轉型的時候，事實上關于心理上的一些Leadership挑戰，甚至組織架構、人的文化上面的挑戰可能會更大。這個東西回歸到我們的人，希望各位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政府官員，大家可以一起探讨這方面，這個不是光技術可以改進的。
周皓：下面我先把話筒交給焦永利，焦永利是中國浦東幹部學院的教授，你對在中國怎麼能夠改進教育、改進衛生體制，我想你應該對政策有更好的解讀。
焦永利：我想從一個改革的角度來談這個問題，可能服務業像您講到了，教育醫療是公共服務業，這個産業可能有全球的低效率的問題，可能在中國還有市場化改革比較滞後的問題。因為我的本專業是做城鎮化和城市發展研究的，我們有一個觀察視角，就是改革開放前四十年，我們的改革很多都是集中在企業的圍牆内的，像人才要素的流動。企業圍牆之外的就是城市的公共産品，包括硬的和軟的，基礎設施的，包括您剛才講到的教育和醫療的。這方面的改革是相對滞後的，這也導緻了我們國家實際上城市化整體的質量是落後于我們的工業化進程的。正好給的題目原先是講新的機遇，所以我準備了一張表格。什麼意思呢？我們現在的城市化是落後于工業化在全球的影響。
我們最近做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系統性研究，就是把公司和城市做一個類比，他們兩個都是配置資源、增加财富的一類主體，公司是組織化的，城市是空間的一類組織，他們都會增加财富。從全球的城市網絡、公司網絡和城市網絡來說，我們中國這些年通過企業圍牆内的改革，崛起了一大批世界級公司。我們占世界GDP16%，但是我們全球500強企業占24%。
我們再看GaWC有一個全球城市網絡的排名，2018年上網的是374座城市，但是這裡面中國有多少呢？43座，美國多少呢？55座。我們在城市化，特别是城市化發展質量上面，包括很大一部分就是在公共産品上面是因為市場的滞後，所以有這樣一個Gap擺在這裡。
另外一個觀點，恰恰因為這個Gap，我們在城鎮化還有一波後發優勢可以走，剛才很多專家提到了技術的變革，我認為新的科技産業，加上中國深度城鎮化的結合，将會産生一個大的反應，甚至大概率在中國産生新的城市物種，就是城市級别的更新換代。剛才有專家講過，全世界的發達國家的城鎮化已經完成了，而中國還會生産出來大量的新城或城市新片區，這又有和我們新一輪産業革命相結合，将會有巨大的想象空間，包括現在提出的新基礎設施。它如果能組成新的基礎設施、新的公共服務、産生新的城市物種，我相信這是一條新的賽道。不光給中國帶來巨大的影響，也會給世界帶來巨大影響。
以雄安新區為代表，因為人家已經完成了，我們現在有這樣一個，就是新的科技需要有集成的、完整的應用場景，中國會有一大批這樣的應用場景在，我覺得包括公共服務的問題，我覺得在這裡面都有可能産生巨大的核聚變一樣的反應，這可能是我們現在剛剛看到一個苗頭。
Hans-Paul Bürkner：城市化和技術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我知道中國經常和美國去做比較，但是比較在很多方面是沒有意義的。在美國，頂級的教育和低收入人群接受的教育，和城市的低收入區接受到的教育是大相徑庭的。雖然也花了很多錢、投入了很多技術，對于普通人或社會底層的教育并沒有得到提升。因為教師不一樣，這些學校當中的學生的退學率也非常高，所以我們在美國，很多事情不能光看平均數。比如中國教育的平均水平應該不比美國差。然後就是醫療，比分說在美國最頂尖的醫院可以治療癌症，一個人治療癌症就能花上幾百萬美元，還有幾百萬人他們花不起那麼多的錢，他們得到的醫療就沒有那麼好。
我們不要把公共部門和私有部門總是對立在一起來看，我們要想提供好的教育和醫療的話，要惠及普羅大衆的話，要想提高普及性的話，我們要強調共有部門和私有部門的合作，當然中國在城市化方面還是大有可為的，包括鄉村地區的發展。我認為中國是走在一條正确的道路上。大家現在看到了美國的兩極分化，不能夠去羨慕美國的相繼分化，不能夠把美國的相繼分化作為一個榜樣。在美國富人很舒服，如果是窮人的話真的是很難受。我們要把蘋果和蘋果相比，不能夠把蘋果和梨相比。
周皓：中國的城鎮化也就是40%到60%，像焦永利教授講的，這個實際上有後發優勢。現有城鎮化當中的基礎設施，特别是教育、衛生這些方面還是不夠，實際上是有更大的增長空間和更大的增長能力。但是這種優勢怎麼能把它釋放出來？洪小文總裁，您對兩邊的制度和情況都很了解，您覺得什麼樣的地方能夠把這種潛在的城鎮化，改進教育、改進醫療的紅利給它釋放出來？
洪小文：你剛剛講到後發優勢，特别是在基礎和基礎建設，我覺得中國城鎮化在基礎建設上面，各個地方都在修高鐵、地鐵等等，我覺得這些都領先世界，甚至于包括美國。我想可能是在文化上，當然我自己是從事科技，我身為一個旁觀者來看的話，比如以歐洲為例，在發展一個城市的時候，古城、新城，有的地方做了這個東西，可能可以做得更多、更好，這是文化上的底蘊。
還有每個地方文化的特色和文化産業。大家重視科技是很好，我剛才在底下也讨論，有的時候中國太重視科技了，我自己是學科技的，科技最後是一個輔助的工具。特别是講到城市化，當然每個城市需要基礎、需要技術，但是怎麼把文化的底蘊，把我們文化的特色表現出來？我想中國有很多這樣的東西，我不曉得經濟學家怎麼看，這種文化的東西能不能量化，能不能用GDP去顯現出來，我是不曉得。假如不容易的話，怎麼樣能夠來加重這方面的東西？我們就拿城市來講，像我最喜歡的幾個城市像巴黎、倫敦，之所以偉大，那就是它的文化底蘊。中國城市的發展怎麼能夠加入這方面的因素，我想會得到更好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