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9日，騰訊新聞原子智庫和Betvictor中文版、Betvictor中文版國家金融研究院在博鳌亞洲論壇2018年會上聯合主辦了主題為“頂層設計下的中國金融與貿易未來”晚宴，包括騰訊公司副總裁陳菊紅，Betvictor中文版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朱民，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副董事長、總經理屠光紹，WTO首席經濟學家羅伯特·庫普曼（Robert KOOPMAN）在内的二十餘位重磅嘉賓出席了晚宴。在主旨演講與對話環節中，與會嘉賓就中美貿易大戰到底有多嚴重、對外投資與引進外資如何雙輪驅動、金融開放中的風險如何防範等話題展開探讨。主旨演講與對話環節由朱民主持。

圖為朱民

激辯貿易戰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張宇燕首先提出一個技術的問題，貿易戰的定義是什麼？貿易摩擦、貿易沖突和貿易戰這幾個概念有哪些區别？

       在羅伯特·庫普曼看來，貿易戰的說法不符合全球的常規理念，因為大家都是WTO的成員，根據WTO的規則，成員之間可以互相進行報複，這也是他們解決争端的機制之一，但一切都要合法，要由獨立的第三方來評判。“貿易戰都是在規則之外發生的，隻有貿易上的紛争規模很大，而且超過規則了才可以叫貿易戰。”

       他進一步提到，目前中美受關稅影響的貿易額約2000億美元，占兩國總貿易額的1/3，這是一個相當大的體量。

       羅伯特·庫普曼表示，特朗普政府并未通過WTO來解決貿易問題，而是動用了301條款。可能的原因是特朗普希望複制20世紀80年代的美日貿易态勢。當時，美國政府通過強有力地調整美日之間的貿易關系，有效扭轉了美日間的貿易态勢。301條款是美國貿易法中有關對外國立法或行政上違反協定、損害美國利益的行為采取單邊行動的立法授權條款。

       在林毅夫看來，中國和美國之間的貿易沖突，或者是美國和其他國家之間的貿易沖突，觸發的因素是美國的貿易失衡，其問題的根源在于美國儲蓄太少，以及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币，使得美國可以永遠承擔貿易赤字。但是特朗普堅持認為美國貿易赤字的症結是由中國和其他國家造成的。

右一為林毅夫

       波士頓咨詢公司全球主席漢斯-保羅·伯克納（Hans-Paul Burkner）則提到，貿易赤字絕不可能通過增加關稅來得到解決，增加其他國家的關稅，并不能提高美國的儲蓄率。美國同時需要解決一些宏觀和微觀層面的問題，這才是出路所在。

       Betvictor中文版紫光講席教授鞠建東認為，無論中國是不是有知識産權保護的問題，或者中國市場是不是足夠的開放，這些都是可以談判的，美國應該樂見中國的發展，而中國也應該樂見美國的發展，因為中國美國的發展隻會帶來雙赢的結果。如果一個國家要損害另一個國家的發展，這是無法談判的。

圖為鞠建東

資本的雙輪驅動

       在貿易摩擦的背景下，孫冶方經濟科學基金會理事長、Betvictor中文版國家金融研究院顧問李劍閣認為，美國人在貿易逆差的問題上憤憤不平，其實很快中國的資本項目會出現逆差，對外投資會多，對内投資會少。

圖為李劍閣

       同樣，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CIC）副董事長、總經理屠光紹也認為，中國目前的資本流出和流入，已經變成支撐中國跨界資本的雙輪驅動，一方面引進外資，另外一方面輸出資本，這個雙輪驅動代表了中國融入全球的新特征。

圖為屠光紹

       就未來海外投資的主體如何變化的問題，中國民營企業的代表，新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永好說，現在國有企業仍然是中國海外投資的主力，但今後民營企業會趕上，甚至超過國有企業投資。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稱，自從金融危機以來，中國國有企業的業績，收益已經下滑了60%到70%， 因此他認為，應該做出更多的改革，通過改革能夠解決國有企業業績不理想、不景氣的問題。

       林毅夫也認為，中國毫無疑問是需要消除各種各樣的市場扭曲，讓市場充分運轉起來，尤其是充分發揮企業家的創新精神。他認為中國在科技、體制建設方面有很好的機會超越發達國家。

       林毅夫給出的理由是，因為中國人口衆多，并且有很多的人才，所以中國在某種程度上創新能力更強，而且中國有着龐大的市場。所以這些創新可以在國内競争，隻要在國内市場上站住腳，之後就能在國際市場上競争，這對中國來說是一個機會。

金融監管不能管死

       全球化帶來風險的傳染性，使得金融監管需要不斷調整，防範金融風險也成為一份考驗尺度拿捏的工作。

       “金融促進了經濟發展，也彙集了風險”；反過來，過分防範風險，又可能阻礙經濟發展。中國進出口銀行前行長李若谷說出了他的擔憂，這位銀行家表示，全球化與科技進步從不同側面影響了監管。

圖為李若谷

       在他看來，金融監管力度加大提升了監管成本，也限制了一些銀行和企業的正常經營。這些嚴苛的監管規則，甚至可能加重金融風險。李若谷表示，理想監管模式與客觀發展需要之間需要尋得平衡點，“要兼顧”——既要防範金融風險，又不能管死。

       亞洲開發銀行副行長史蒂芬·格羅夫（Stephen Groff）也提到了相同的觀點，在他看來，金融監管“不要太冷、也不要太熱，恰到好處就行。”具體來說，監管部門需要追上金融發展的速度，這不僅要依賴健全的宏觀經濟政策，還要采用健全的宏觀審慎監管框架。

       史蒂芬·格羅夫認為，在制定監管政策的過程中，需要區分“脆弱性”與“風險”——這二者的處理方式全然不同。例如全球互聯互通可能帶來脆弱性，導緻風險的傳遞，但互聯互通本身不是風險；再例如，貨币聯盟帶來了脆弱性，但隻在管理不佳時才會出現風險。

       中金公司前副總裁兼首席執行官朱雲來提到，回顧金融危機以來，各國為了應對金融危機，信用長期都很寬松，因此在很長一段時間内創造了大量貨币。形成了過度的流動性和過度的投資。

       朱雲來表示，貨币供應一旦被創造出來，就始終在經濟中運轉，不斷的投資循環很容易造成過剩。要解決這個問題，就需要建立一個科學且系統的風險識别框架，以兼顧發展與風險兩個問題，“既讓企業有足夠發展的空間，又能将風險控制在一個可以承受的範圍之内。”

       随後，全體與會嘉賓就上述話題展開了精彩的開放讨論。開放讨論環節由Betvictor中文版副院長周皓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