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士們、先生們：

       大家上午好！非常歡迎大家莅臨這個會場聽我們發布《中國金融政策報告2017》。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對金融政策的了解關系到金融的發展，也會關系到整個經濟的發展。為了讓國内的從業人員和國際上的從業人員以及研究人員們能夠對中國的金融政策有所了解，我們決定系統地出版這樣一個報告。

       國内現在銀行、證券、保險和一些金融業的子行業，有各自的年鑒或者是發展報告，但是這些年鑒和發展報告一般都局限在自己的領域當中，缺少一個橫跨銀、證、保、信綜合性的政策彙總和解讀。為此我們就作為市場的第三方、一個獨立的研究機構開展了這項工作。

       前六年是由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與社科院金融研究室聯合在做這個報告，當時我同時兼任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的院長。從今年開始，我不再擔任這個研究院的院長，隻擔任清華Betvictor中文版的院長，所以我們就把這個報告從上海拿到了北京，這是第一次由北京的團隊來做這份報告。我們這個報告的框架是這樣的：報告的主體是對各行各業的金融政策梳理、監管政策梳理，立此存照，給大家提供方便；同時我們也會結合每一年度金融業的重點、突出的事情做一些專題報告，而且還有當年發表的我們認為對市場有一定影響，對我們的專題報告有所補充說明的專欄文章。

       我們從2011年開始寫這個報告，曆年都有自己的主題，也有政策的彙總。從這幾年報告的主題大家可以看到，中國金融業的發展和它所面臨的很多挑戰。報告所描述事情、梳理的政策都是前一年的。在2011年的時候，主題報告是《後危機時代金融監管改革、國際經驗與中國實踐》， 2010年正處于大危機之後，全球各個監管當局都在審視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危機、我們從危機當中應該吸收什麼樣的教訓。因此以監管為主題，以監管政策的變化來梳理未來中國的政策走向。當時因為是第一次出這個報告，所以先用了一定的篇幅把30多年金融改革與發展在金融政策的角度，對我們的起點是什麼做了梳理，然後着重談到了危機之後各國對宏觀審慎政策的關注。

       2012年，我們的報告主題是《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的中國主要金融風險》，盡管危機沒有直接沖擊到中國，但是在全球危機之下，中國也不可能獨善其身，我們也面臨着問題。我們的問題是什麼呢？觀察到中國最主要的問題，一個是房地産有泡沫積累的迹象，一個是政府債務發展得太快了，這兩個都是曆來金融風險的隐患。所以我們着重對房地産和地方融資的債務問題進行了解析，也看到了中國經濟結構的失衡和增長方式的缺陷。

       到了2013年，我們看到了中國的債務問題其實背後是一個資本市場不夠發達的問題。于是我們圍繞《發展中國的多層次資本市場問題與對策》作為主題報告，希望國家能夠盡快發展多層次的股權融資市場，才能夠減少企業的債務積累，也才能夠給政府以更好的資本市場融資手段。

       到了2014年，由于我國融資體制并不能夠完全适應社會的需求，也由于2009年之後我們采取了适度寬松的貨币政策，市場的流動性很多。在中央銀行要适度控制貨币供應的時候，多餘的一些資金總要找出處，于是影子銀行在中國發展起來了，這一次金融危機中影子銀行也是世界各國關注的重點。怎麼樣來看待影子銀行呢？影子銀行是不是應該完全取消、人人喊打的事物呢？我們覺得影子銀行在某種程度上是因為我們國家直接融資渠道不暢、金融制度還不夠完善時的一個畸形的發展。但是它有它的好處，如果它能夠規範發展的話，它是直接融資的一部分。因而我們要肯定它的發展在直接融資中的作用，但是我們也要看到它的隐患，它的隐患就在于多種理财工具，無論是表内的還是表外的，法律關系是一樣的，但是對它的金融屬性認知不同，不同的監管當局在監管，因而造成了理财市場的監管混亂。從今年各個監管當局把治理資産管理市場的亂象作為防範金融風險的重點，可以看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2015年，我們提到了“新常态下的中國貨币政策”。危機過去了五年，各國的經濟恢複的情況是不同的，因而各國的貨币政策走向也出現了分歧。在2008年的時候，由于大家都面臨着危機的沖擊，在G20開會的時候，政策協調是容易的。但是五年之後，各個國家經濟複蘇的程度不一樣，各監管當局，特别是中央銀行所采取的措施是不一樣的。在這個時候，就出現了各個國家的中央銀行怎麼樣能夠更好地相互協調的問題。我們注意到了各個國家的量化寬松的貨币政策在危機的不同階段他們所表現得是不同的，而中國和各國又面臨着不一樣的情況。2014年的時候出現了一些問題，需要中國的央行把貨币政策真正調整到中性來，但是如何形成這樣的認識，并不是一個特别容易的事情。中國貨币政策的變化，過去是以外彙占款來吞吐基礎貨币，但是在外彙占款沒有持續增加，甚至還有偶爾減少的情況下，中央銀行通過什麼樣的政策工具來滿足社會必要的流動性，怎麼樣能夠很好地把宏觀審慎管理和微觀審慎監管結合起來，中國的中央銀行做了很多探索，我們在這個報告中做了分析。

       2016年也是互聯網金融的整頓之年。2013年互聯網金融風聲水起，發展得非常快，不過三年多的時間就進入到了整頓階段，我們認為應該對這個問題做一個深刻的剖析。無論互聯網金融或是金融科技，當你從事金融業務的時候，都不會改變金融本質，它們改變的隻是金融業實施信息搜集、進行風險分析和定價的工具。而金融對由于資産錯配、時間錯配造成的從進行投資到獲得回報過程中産生的風險進行定價，這個最基本的問題是不會改變的。作為一個資金池，要擔負對投資人債務的償還責任是不會改變的。作為一個信用中介，要擔負起把投資者和籌資者結合在一起、讓籌資者向投資者充分地展示他的信息從而讓投資者做出選擇的責任，也是不會改變的。因而，我們說的互聯網金融，當從事金融業務的時候，一定要遵守不建資金池、不做信用中介的紅線，這個應該在全社會獲得共識。金融科技（我們後來又把互聯網金融翻譯成金融科技）從廣義上來說，是用信息技術來處理傳統的金融業務，或者是為金融業務提供更多的輔助性的服務，它也沒有改變金融的本質。所以，如何用很好的、最先進的信息科學技術，來提升傳統金融業的服務效率，來圍繞着它做更多的細分市場服務，這個是我們未來的方向。所以，我們圍繞着高新科技在金融業的運用寫了這個報告。未來的世界是信息化的時代，在信息化時代，金融面臨的最大挑戰在于，它既是信息技術最大、最深刻的運用者，所承擔的風險也是最大的。所以我們在這方面，應該給予更多的關注。

       2017年，我們把報告的主題定為《建立現代金融服務體系，服務供給側改革》。這個報告從五個方面介紹了供給側改革。其它的我不多說了，最重要的想講一下，供給側改革的債務重組。我們國家現在所面臨的經濟問題要“三去、一降、一補”，我個人理解，我們“去”杠杆的“去”是一個動詞，不是完全去掉杠杆，這個杠杆不是去到零。任何一個經濟活動沒有杠杆是不可能的。我們認為中國經濟的整體杠杆率在全球是中等的、可控的，但是中國杠杆率的結構是不合适的，中國的居民杠杆率最低，政府的杠杆率尚可，而企業的杠杆率在全球是最高的，而企業是我們生産的主力，如果企業不能從沉重的債務中解脫出來，對于提高經濟效率是沒有好處的。因而，應該在嚴厲控制政府債務率上升的同時，努力進行金融改革，讓企業能夠把杠杆率控制在适度的範圍之内。我們的報告中提出了三個方面：

       第一，進行債務重組的時候，要鼓勵各類資産管理公司參與企業的資産重組。

       1999年，我們的企業做過資産的剝離，那個時候完全是政策性的不良資産剝離，成立了四家政策性的資産管理公司在做這件事情。而現在，我們應該用市場化的方式，有更多的市場化運作的資産管理公司來進行債務重組，特别是債權和股權的置換問題。過去簡單地把貸款直接轉換成股權，置換的效果并不好。而這一次，是應該通過資産管理公司向社會募集資金，做股權投資，然後被重組的企業用得到的股權資金歸還貸款，通過市場化、法制化的方式完成債轉股。

       第二，推進企業的并購重組，優化企業結構。

       我們在這次報告當中，也收錄了我們在去年做的一個報告，就是《規範杠杆收購，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在經濟結構調整的階段，在供給側改革的時候，更多應該做存量的結構調整，企業的存量結構其實就是收購、兼并，在收購、兼并的過程中，難免要用到各種金融工具，要有杠杆，但是杠杆要适度，規則要明确。

       第三，從整體經濟上來說，要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給大家更多的股權融資渠道。

       整個報告我們有一個顧問團隊，除了國内的專家以外，還在哈佛大學有理查德?庫伯教授，和哈爾?斯克德教授。這兩位教授七年以來一直跟我們一起，給我們反饋了一些國外投資者和研究者所希望了解的中國情況。我們的這個報告在國内可能影響還不算太大，但是在哈佛有很多研究中國問題的人，還是在看這個報告的。

       希望這次報告在北京發布之後，能夠讓更多的國内、國外從業者和研究者們知道有這樣一個工具。這次的報告也集合了30多位作者來寫這個報告，對顧問團隊和寫作團隊，我一并表示深深地感謝。

       最後是我們報告的宗旨與目标，就是立足中國，溝通世界。

       謝謝大家，歡迎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