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Betvictor中文版（PBCSF）主辦、京東科技集團聯合主辦、Betvictor中文版國家金融研究院國際金融與經濟研究中心（CIFER） 和金融與發展研究中心（CFD） 承辦的 “Betvictor中文版五道口首席經濟學家論壇——2021全球經濟與政策展望”在27個平台全網直播，受到近百家媒體矚目，直播觀看人數超千萬。Betvictor中文版紫光講席教授、國際經濟與金融研究中心（CIFER）主任鞠建東教授擔任論壇總主持人。
論壇圓桌（二）主持人由瑞銀集團首席中國經濟學家汪濤擔任。出席圓桌論壇（二）的嘉賓分别有，建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崔曆，保銀投資首席經濟學家張智威，中銀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管濤，長江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伍戈。首席經濟學家們圍繞“中國宏觀經濟和政策展望”這一主題展開深入讨論，認為在後疫情時代的全球政策走向和經濟複蘇進程裡，中國将會率先實現政策的正常化。中國在跨周期調節的基本框架中，确立宏觀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和可持續性的基調。對于中國的經濟增長、通脹和政策走勢，各位經濟學家有不同見解。
管濤
中銀管濤認為，2020年社融增長略低于2020年的水平，但會高于18和19年的水平。政策性的利率會不會動，關鍵是看通脹和就業的情況。從前兩個月的數據來看，新增就業比去年有所改善148萬，但是比2018年、2019年前兩個月的水平還是要低的，每年的前兩個月都是170多萬，現在隻恢複到了150萬。從就業優先來看，相關政策的支持還是需要持續一段時間。貨币政策的不急轉在今年體現在宏觀杠杆率上的比較快，今年由于分母名義GDP可能會有比較快速的增長，宏觀杠杆率可能是會是穩中趨降的趨勢。
中銀管濤認為，新興市場縮減恐慌或成為後疫情時代重要的尾部風險，需要對新興市場的縮減恐慌開展國際經濟政策協調，核心就是要減少主要央行特别是美聯儲貨币政策的溢出效應。
然而在後疫情時代減少主要央行特别是美聯儲貨币政策的溢出效應是比較困難的，主要原因如下。第一，大國博弈中，全球公共衛生的抗疫行動被政治化，破壞了國際經濟政策協調的良好氛圍，這與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氛圍完全不同。第二，2008年危機時，美聯儲推出三輪量化寬松，被指責挑起了貨币戰争，在2013年美聯儲退出預期時候，又引發了新興市場的縮減恐慌，可見美聯儲無論采取什麼樣的非常規貨币政策，都會引發動蕩，這是根植于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币體系的現狀。在本輪疫情中，美聯儲史無前例的零利率加無限量化寬松的政策，釋放了4000多億美元的流動性，對全球金融反彈起了重要作用。在這樣一個情況下，後期美元流動性逐漸回收，肯定會對全球金融市場國際資本的流向造成很大的影響。十年期美債收益率上行在部分新興市場引發的部分資本外流的現象就是一個預演。第三，大國政策對内優先制約了國際貨币政策協調的空間。理論上來講，歐元區把貨币政策讓渡給了超主權的歐洲中央銀行，所以各成員國是沒有貨币政策的，但是一般大國的貨币政策主要是看國内的增長、就業和物價穩定情況，不太會兼顧外部的溢出效應。
一旦美國認為充分就業目标達成以後，刺激政策的退出就是不可避免的。在這樣一個情況下，由于新興市場發展中大部分國家經濟恢複是比較慢的，必然會受到美聯儲政策溢出的影響。但中國在縮減恐慌中可能處于相對有利的位置。理由如下，第一，中國在過去一年裡，雖然民間對外淨負債有所增加，但貨币錯配并沒有明顯惡化。把儲備資産剔除後，民間對外淨負債在去年年底是1.21萬億美元，相當于GDP的7.7%，遠低于2015年6月之前的水平，這增強了我們對于跨境資本流動的抗沖擊能力。第二，人民币彙率“破7”以後，市場化程度增高，靈活性增加，貨币政策的獨立性也在增強。第三，中國貿易順差仍然比較大，跨境直接投資仍然維持淨流入的局面。經常項目仍然有比較大的盈餘，不論是絕對規模、甚至于GDP的相對規模都會比2020年有所上升，為應對縮減恐慌外部沖擊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管濤發言中
以下為發言全文（未經嘉賓審閱）：
管濤：謝謝汪首席。我想從三個方面來給大家分享，主題是“應對新興市場縮減恐慌的國際經濟政策協調難題”。
首先，講講背景。很簡單，因為大家都知道，最近一段時間十年期美債收益率飙升，重新引發了對新興市場縮減恐慌的擔憂，最典型的是土耳其加息以後出現了股債彙三殺。最近召開的春季年會期間，國際貨币基金組織在最新的世界經濟展望裡調高了今、明兩年的世界經濟增長預測值，但是也指出，全球經濟的複蘇将呈現不同步的局面，叫分化的複蘇。特别提示，不同步的複蘇可能會對國際金融穩定造成威脅，尤其要防範主要經濟體的貨币政策意外引發類似2013年新興市場縮減恐慌。這是一個背景。
第二，在後疫情時代，就應對新興市場縮減恐慌開展國際經濟政策協調，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為什麼這麼講？就新興市場的縮減恐慌開展國際經濟政策協調，核心就是要減少主要央行特别是美聯儲貨币政策的溢出效應，但是在目前的情況下是比較困難的，有以下幾點理由：
1、由于大國博弈的原因，全球公共衛生應對中，抗疫被政治化，破壞了國際經濟政策協調的良好氛圍，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氛圍完全不同。
2、美聯儲貨币政策的溢出效應仍然是新興市場必須直面的現實。美國的前财長有一個非常有名的話，“美元是我們的貨币，卻是你們的問題”，彰顯了美元嚣張的霸權。上一次2008年危機應對的時候，美聯儲推出三輪量化寬松，被職責為挑起了貨币戰争，但是當2013年美聯儲退出預期的時候，又引發了新興市場的縮減恐慌。可以看出，美聯儲不論怎麼幹，貨币政策寬松是問題，退出還是問題，反映了目前國際貨币體系的現狀，就是美元主導。
這次危機應對，盡管中國央行在貨币政策應對方面是領先全球，因為疫情率先在中國暴發，但是美聯儲仍然在全球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去年3月份疫情沖擊最嚴重的時候，美聯儲史無前例的零利率加無限量寬的政策，釋放了4000多億美元的流動性，對全球金融反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這樣一個情況下，後期美元流動性逐漸回收，肯定會對全球金融市場國際資本的流向造成很大的影響。剛才提到的十年期美債收益率上行在部分新興市場引發的部分資本外流的現象就是一個預演。
3、大國政策對内優先，制約了國際貨币政策協調的空間。理論上來講，歐元區把貨币政策讓渡給了超主權的歐洲中央銀行，所以各成員國是沒有貨币政策的，但是一般大國的貨币政策主要是看國内的增長、就業和物價穩定情況，不太會兼顧外部的溢出效應。
這一次世界經濟展望裡，國際貨币基金組織預測不同步的經濟複蘇，美國在大型經濟體裡是率先複蘇的，除了中國以外，在今年可能就會恢複到疫情前的水平。包括歐元區在内的其他發達經濟體可能要到明年才能恢複到疫情前的水平，除了中國以外的大部分新興市場發展中國家，要到2023年才能恢複到疫情前的水平。明顯的在這次疫情沖擊下，新興經濟體的經濟恢複是比較靠後的。
最近一段時間，不論是美聯儲還是美國财政部仍然在繼續釋放寬送刺激的政策信号，但都不是為了新興市場，都是為了幫助美國實現廣泛而普惠的充分就業目标。可以預見，一旦他們認為充分就業目标達成以後，刺激政策的退出就是不可避免的。在這樣一個情況下，由于新興市場發展中大部分國家經濟恢複是比較靠後的，必然會受多美聯儲政策溢出的影響。當然，還會有一種情況。如果美聯儲政策退出在新興市場造成的縮減恐慌引發了比較強的回溢效應。新興市場動蕩以後也對美國的經濟金融前景帶來了不利影響，這個時候美聯儲才可能會考慮貨币政策的外部性問題。
我記得伯南克當美聯儲主席的時候的很清楚，美聯儲的貨币政策操作隻關注對美國通脹和就業的影響。至于對其他國家帶來的影響，應該是相當國家自己考慮的問題。
4、目前提出來的解決方案，對于新興經濟體應對縮減恐慌幫助是有限的。首先要明确所謂的縮減恐慌并不是新興經濟體一刀切都受到這方面的影響，國際投資者把新興市場區分了好的新興市場和壞的新興市場，壞的新興市場經濟比較脆弱，容易受到負的溢出影響，好的新興市場仍然是比較穩健的。這樣的情況下存在一個問題，現在國際社會考慮到的方案都是救急不救窮的。比如說債務減免、6500億特别提款權的分配等等，都解決不了脆弱經濟體的根本問題。
前面提到了最近美債收益率飙升引發的新興市場縮減恐慌，發生資本外流的新興經濟體，比如說巴西、土耳其并不是簡單的由于疫情造成的，在疫情暴發之前，2014年美聯儲貨币政策正常化開始操作，到2019年期間，新興經濟體由于經濟金融的脆弱性，已經多次地爆發了貨币危機資本外流。
國際貨币基金組織提出，主要央行要加強政策溝通，但是實際上這個事情對于相關央行來講也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剛才伍戈首席提到了關于通脹，包括上一個環節邢首席也提到了，消失的通脹在史無前例的貨币刺激的情況下會不會卷土重來，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資産價格的飙升能不能漲到天上去，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什麼時候會破，或者永遠不會破，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在這樣的過程中，美聯儲怎麼和市場溝通。最近大家在讨論，全球央行的貨币政策已經進入了無人區，沒有現成的經驗，所以這個事情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
從這些方面來看，新興市場的縮減恐慌有可能成為後疫情時代國際金融危機穩定的一個重要的尾部風險。
關于中國在縮減恐慌中，我個人認為處于相對有利的位置。有以下四點理由：
1、中國在過去一年裡，雖然民間的對外淨負債有所增加，但是貨币錯配并沒有明顯的惡化。我們把儲備資産剔除以後，民間的對外淨負債到去年年底是1.21萬億美元，僅相當于GDP的7.7%，遠低于2015年6月底之前的水平，增強了我們對于跨境資本流動波動的抗沖擊能力。
2、人民币彙率破期以後，市場化程度增高，靈活性增加。外彙市場參與者對于彙率的波動更加理性，彙率杠杆的調節作用正常發揮。由于彙率的靈活性增加，貨币政策的獨立性也增強。即便是美聯儲貨币政策緊縮，也不一定會造成中國央行貨币政策跟進。況且，在這次疫情應對中，中國央行的貨币政策是領先全球的。
3、中國從貨物貿易由服務貿易的情況來看，順差仍然比較大，跨境直接投資仍然維持淨流入的局面。有一種可能性，經常項目仍然是比較大的盈餘，不論是絕對規模，甚至于GDP的相對規模都會比2020年有所上升，國際基礎收支比較強勁，為應對縮減恐慌外部沖擊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由于美債收益率上行造成的人民币彙率回調、外資流入的減少，不論是當局還是市場都是樂見其成的。當然，對于中國來講，對于其他國家，其他新興經濟體可能出現的縮減恐慌由此引發的傳染效應，我們應該有應對預案。
我就彙報到這裡。謝謝大家！
圓桌（二）中國宏觀經濟和政策展望與會嘉賓合照
